在網絡時代，輿論監督作為公民參與社會治理、行使言論自由的重要方式，對揭露違法行為、促進社會公正發揮著積極作用。然而，輿論監督和網絡暴力的界限一直是學理上和實務上困惑的事情。《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》指出：在信息網絡上針對個人肆意發布謾罵侮辱、造謠誹謗、侵犯隱私等信息的網絡暴力行為，貶損他人人格，損害他人名譽，有的造成了他人“社會性死亡”甚至精神失常、自殺等嚴重后果;擾亂網絡秩序，破壞網絡生態，致使網絡空間戾氣橫行，嚴重影響社會公眾安全感。該意見從行為方式和行為后果兩方面對網絡暴力進行了界定。同時《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》還做了反向規定：“依法通過網絡檢舉、揭發他人違法犯罪，或者依法實施輿論監督的，不適用本規定”。上述條款旨在厘清正常的輿論監督與網絡暴力的界限，實現言論自由和維護公民正當權益的平衡。

輿論監督和網絡暴力的界限可以從事件性質、主觀動機、行為后果三個維度進行區分。

首先，從事件性質來看，輿論監督通常針對公共利益或社會熱點問題，如揭露公職人員腐敗、濫權的行為，其核心是事實導向和建設性討論，具有公益屬性。而網絡暴力往往脫離公共事務，針對特定個人的私生活或非公共領域進行無端攻擊、標簽化貶損，甚至編造虛假信息。輿論監督針對的事件整體是真實的，而網絡暴力針對的事情往往無中生有、夸大其詞、張冠李戴。

其次，從參與人的主觀動機看，輿論監督以追求真相、維護正義、促進社會改進為目的，具有合理性和公益性。而網絡暴力則多出于泄憤、蹭熱度、群體情緒宣泄或惡意報復等動機，缺乏建設性，帶有明顯的攻擊性和破壞性。

最后，從行為后果看，兩者都可能給事件參與人造成較大影響，但輿論監督的后果在社會認可或者接受的范圍內，例如導致公職人員被免職、某件違法事實被糾正等，而網絡暴力的后果往往會給當事人帶來超出常理的損害，例如隱私泄露、人格尊嚴受損等，甚至引發極端后果。

在實踐中，需要特別注意兩點：

一是防范正常的輿論監督逐步滑入網絡暴力。正常的輿論監督在表達批評時，若演變為未經核實的人肉搜索、公布個人隱私、肆意謾罵侮辱等行為，便突破了法律底線。即使針對的是公共利益事件，監督也必須堅守事實依據和法律邊界，不能從理性批評轉向人身攻擊。當然，也要防范以“被網暴”為名阻止公共事務的深入討論。

二是避免網絡暴力以輿論監督之名大行其道。網絡暴力也常常偽裝成“輿論監督”，以“正義”之名行侵害之實。一些行為人打著揭露真相或維護公共利益的旗號，對普通公民的生活細節進行放大、歪曲甚至造謠，通過群體圍攻制造壓力，導致受害人遭受“社會性死亡”。這種行為不僅侵害個人合法權益，還會削弱公眾對真正輿論監督的信任，敗壞網絡生態。

網絡暴力治理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，需要社會各界齊抓共管，積極承擔主體責任。近年來，網絡平臺在治理網絡暴力方面積極探索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。新版《抖音網絡暴力治理規范》明確了平臺判定網暴性質的核心要素，重點考量是否具備以下特征：指向性，危害性，規模化。這一判定框架采用“要素判定+場景事實判斷”的方式，既避免簡單化處理，又保留了個案語境的靈活性，對準確識別網絡暴力、防范誤傷正常表達具有積極意義。(文：李懷勝 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，教授，博士生導師 )